林继民学贯中西，小时候在端蒙学堂受教育，不久后转入英文源流圣安东尼小学就读，毕业后升上圣约瑟中学。日治时期全岛学校关闭，父亲安排他到“芒加脚”（明地迷亚一带）一家私塾学习华文，念四书五经。二战结束后，他到中国广州岭南大学念经济，后来负笈美国纽约大学念工商管理系，学习西方管理哲学与经商理念；接着又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读国际贸易与金融，考获硕士学位，为日后经商奠定扎实基础。

问起这些年来经商的成就，他连连摇手说，这没什么好谈的。他说：“做生意跟做人一样，要以诚待人，要脚踏实地，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为利而不择手段害人。”

他微笑说，以他现在的年纪，回看生意和人生的实际需要，“做生意真的不需要赚很多钱”。他认为“够用、够开销就好”。

他说：“我的父亲林子明当年创办公司，取名‘林德利’，就是要勉励我们‘林家’要赚有‘道德’的‘利润’。”

提起小时候在私塾读书，他说，私塾先生严格，背不出就一藤条打下来，“其实，当时读不明白的古文，现在再来看，都是祖先留下来的好东西。经书内容教人尊师重道、孝敬父母、要讲诚信、爱护弱小。这些都是一个人做事和待人的宗旨，甚至是一个正当商人做生意的原则。”

他也指出，做生意要胆大心细，利润越大风险越高，要不要做一单生意，要不要放账，还是要拿捏一番，“在这一过程中，对方的诚信、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很重要。”

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将一批价值百万元的货赊给一名商人，对方用货船将货品走私到邻国，结果船航行到半途被邻国海关军警拦查，全船的货连同货船被充公。

他说：“这名商人之前也很有诚信，他不是不想还钱，而是货物跟船都被没收了，血本无归，根本就没钱还，逼也没用。所以，做生意要谨慎，不正当的生意、冒险太大的生意，还是不做为好。”

青少年时期意外发财

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他忆述说，那时他十五六岁，全国学校都被关闭，只有日本军政府开设的日文学校可读，家人送他到奎因街日文学校去念日文，由于年轻，又有中英文底，两年后结业，日文考到全校第一名，学校还安排他在国泰戏院举行的结业仪式上演讲。一名海军两星少将，知道他通晓华、英文，又会说日语和马来话，便命令他当翻译。

日军投降前夕，少将看他勤恳，给他一张从粮仓购买白糖的准证。林继民说：“当时我十七八岁，还没接手父亲的生意，我跟少将说，我没做生意，不需要这张准证。少将嚷道，用这张准证，可用3万元香蕉票（日军发动大东亚战争期间所发行的军票）买三罗厘的白糖，拿去马来亚联邦卖，可以赚很多钱。”

“我听了就回去筹钱，用3万元香蕉票买了三车（罗厘）白糖，白糖装在麻包袋里。我怕这批货有闪失，亲自护送白糖到吉隆坡，晚上睡在糖袋上，隔天起来，太阳一晒，手脚和身体的白糖粉溶成糖液，全身黏黏的。”

在吉隆坡，一车白糖可卖2万元，他卖了两车，剩下一车卖到怡保，因为怡保一车白糖可卖3万元。“这是我第一次做买卖赚到钱。其实，这多少扯平了日军登陆后在我们公司三个货仓搜刮存货所造成的损失，这些货品包括皮具、布匹、椅子和杂货，日军当时只赔我们家3万元香蕉票。”

后来，日军要卖掉三座货仓物资，出价300万元香蕉票，林继民抓紧机会，向亲友借钱。没想到货刚买到手，日军就投降了，香蕉票作废，价值300万元香蕉票货物，顿时变成可卖叻币300万元。

回国服务的心意不变

林继民也谈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在华尔街打短期工的经历。他说：“我在一家台湾人开设的贸易公司，学习进出口和报关手续，学开发信用状，那时刚离开学校，对于国际金融懂得很少。时间久了，就发觉华尔街很险恶，充满贪婪。金融公司高级主管为了发财，往往不择手段，整天绞尽脑汁想赚钱点子，公司的业务以后怎样持续，他们不管，先分得大笔花红再说。”

尽管在美国华尔街有许多高薪厚禄的职位，充满致富的机会，但他还是挂念着新加坡，希望能早日回国打理自家生意，同时为国家做一点事。

“我选择回新加坡，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有才学，要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做一点好事，只有国家繁荣、社会进步了，人人安居乐业，我们才算是比较成功的人。”

他说：“对我来说，做一个好公民、一个好的新加坡人，才是比较有意义的事，这就是我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政府机构、商团和会馆服务的原因，当这个小组委员会委员，当那个机构主席，很忙但很开心。”

“如果你问我，要是回到50年前，我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会告诉你，我还是会选择回到我成长的祖国——新加坡。”

林德利私人有限公司是林子明于1918年创立，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进出口贸易、批发和零售。创业初期，公司代理的产品包括杂货和化学原料。林子明经商有道，甚为老一辈商家称道。他的公司后来逐渐扩大，营业范围包括泰国和马来西亚，代理的产品更为多元化，现在也包括基础工业原料、化学品、食品色素和染料、弯曲木家具和油漆。

其中弯曲木家具是林德利自家品牌Cock（鸡标），设计充满古早味，轻巧结实，早期咖啡店曾大量采用。

积极参与中华总商会和政府招商引资

1952年，林继民25岁时从美国回到新加坡，协助父亲打理生意，也积极参加中华总商会和政府的招商引资委员会。他记得在1956年，中华总商会应中国政府邀请，组织了一个新马工商考察团到中国考察，考察团由时任会长高德根率领。“我记得考察团到了北京，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接见我们，还跟我们团员握了手。”

1959年新加坡成立自治政府，首次举行立法议会选举。马绍尔领导的自治邦政府极欲发展工商业。年初，政府在旧加冷机场举办的自治博览会，邀请通晓华、英、日语的林继民为博览会秘书。这是他参与国家建设的开端。

到了1965年国家独立，林继民目睹了国家从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国，通过吸引外资和开发市场，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以前英殖民地的招商委员会也开会，不外是喝酒，教你怎么抽雪茄，高谈阔论。”

受邀担任多家集团董事

谈到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建设，林继民说，政府那时要发展工业，要通过种种优惠政策招揽外国厂商来本地设厂。“副总理吴庆瑞和财政部长韩瑞生要我鼓励中华总商会会员与外商合资设厂生产，当时有人不同意做贸易又开工厂，我告诉他们这是一把双刃剑，左右能逢源，无往不利。”

他受邀当经济发展局和贸易发展局委员会委员，协助招揽外商。不少受邀在本地设厂的外国投资商为增强经营信心，邀请他入股。结果，他受邀在新加坡日产汽车组装公司、马来西亚机械组装公司等近20家大公司担任董事；与此同时，他也在英国通用电气公司（GEC）、冷藏公司集团、虎豹企业、泛太平洋酒店集团、大华银行、东方海皇轮船集团、SM Motors的富豪汽车等集团出任董事。

在七八十年代，正值壮年的他，几乎天天忙着与他所持股的公司、大使馆、经济与贸易委员会开会和参加交流活动。

邀请他参加活动的请柬不计其数，任职三十多年的林德利总经理吴素芳透露：“那个时期，他一个晚上有时受邀参加四场晚宴；参加交流活动的邀请，一个月多达30个。”

实际上，林继民高瞻远瞩也给公司带来丰厚的收入。他参与引荐到本地经营的公司和工厂，后来都随着本地经济的腾飞而取得相当大的利润，而他也因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而获得丰厚投资回报。许多朋友都说他有“金手指”，点石成金。对于这点，他笑说：“也有亏本，像合资纺织，就亏了一大笔，总的来说赚的比输的多。”

获瑞典国王颁发极星勋章

林继民是在1979至1982年连任两届（第40及第41届）中华总商会会长。这期间，他努力不懈地协助商会会员与世界主要经济体联系。他在促进瑞典与新加坡的关系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于1982年给他颁授瑞典极星勋章。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他仍然担任新加坡中国贸工商团主席，为新加坡企业与中国建立联系和进入中国市场做出不小的贡献。

谈到本地社团的未来发展，他说，现在社会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年轻一辈的氏族观念不再那么强烈，但薪火相传的工作还得继续下去。他不讳言，现在年轻人大都不会说自己的方言，甚至连华语也说得少，推广传统文化的工作面对不小的挑战。

在1979年开展讲华语运动初期，林继民担任全国推广华语运动工委会主席。他说：“‘多讲华语’无疑是对的，但‘不讲方言’就有点过头，我认为‘少讲方言’还是可以的。”

他说起一件轶事：上世纪70年代，他带领总商会一个考察团，要从深圳乘飞机飞往厦门，因厦门下暴雨，接待人员问考察团是否愿意先到汕头再转车前往厦门。

“在团员同意之下，我们就飞去汕头。那是我们第一次去汕头，汕头市长设宴招待，席间我站起来用华语致辞，中方人员听了似乎不以为然，他们显然知道我是潮州人，便问我会不会讲潮语，我立刻站起来用潮语演讲，中方人员都很高兴，拍掌叫好。我想有时候方言也是一个有利的外交和经商工具。”

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

林继民认为，文化遗产的保留，尤其是旧建筑的保留是可以和经济发展并存的。在上世纪90年代，他被委任为古迹保存局主席。由中华总商会管理的晚晴园（现称晚晴园——孙中山纪念馆）就是在1994年他任古迹保存局主席任内获得政府拨款修葺保存。

林继民是少数几个从殖民时期至今，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委员会的华商。

他至今仍坚守岗位，在义安公司担任总理或副总理的职位，推动资助义安公司属校义安小学和义安理工学院的教育发展计划，也积极资助大学教育的发展。

林继民谦恭态度深受潮人团体及后辈敬仰。在社团和教育机构方面，他受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委任为永远名誉会长、潮安会馆名誉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永久名誉会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理事。

他先后在1995年和2004年获得总统赐颁公共服务奖章（PBM）及公共服务星章（BBM）。对于社会服务，他说：“我始终认为，人不能为自己而活，应该为社会和国家做点事，这样才公平。”对于成功的定义，他说：“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

2009年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给他颁发荣誉博士学位，以表扬他在社区和教育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答问录

问：您做生意的理念是什么？

答：做生意与做人一样，要以诚待人，要脚踏实地，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为利而不择手段去害人。

以我现在的年纪，回看生意和人生的实际需要，做生意不需要赚很多钱，够用就好。

问：您第一次赚大钱是在什么时候？

答：日治时期，当时我十七八岁，日军要卖掉三座货仓的物资，出价300万元香蕉票，我听了回去向亲友借，没想到货刚买到手，日军就投降了，香蕉票作废，价值300万元香蕉票的货物顿时变成价值叻币300万元。

问：您有这么多年的宝贵从商经验，对从商年轻人有什么忠告？

答：做生意要谨慎，不正当的生意、冒太大风险的生意，还是不做为好。

问：您当年从美国回到新加坡，主要是接管家里的生意吗？

答：我选择回新加坡，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有才学，要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做一点好事，只有国家繁荣、社会进步了，人人安居乐业，我们才算是比较成功的人。

对我来说，做一个好公民、一个好的新加坡人，才是比较有意义的事，这就是我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政府机构、商团和会馆服务的原因。

问：你认为怎样才算是成功的商人？

答：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推荐：www.0318q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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