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知名历史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赓武最近在《海峡时报》发表一篇占了一整版的长篇评论，题为《中国崛起与新加坡的“华人困境”》，文中提出了本地区一个极敏感的问题，即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社会将何以自处？





最早去的华人：土生华人或娘惹人




对中国国内很多人来说，这个问题看来很奇怪。中国变得富强，成为世界大国，难道全世界华人不应该“喜大普奔”？但事实上，全世界华人与其种族母国中国的关系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都很复杂，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就更是如此。




就以人口构成而言，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本地居民中华人占到四分之三，其他分别为马来族、印度族和少数混血人口和其他族群。新加坡的华人，首先要置放在东南亚三千万华人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华人到东南亚，最初是随着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过去的，后来几百年陆续有中国人下南洋，遂有今日蔚为大观的局面。东南亚很多华人总体上说确实是“世世代代，心系祖国”，以各种方式为在东亚大陆的母国做出了贡献，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明显。当著名华侨陈嘉庚在中国大陆慷慨解囊之时，他其实是以一个海外中国人的自我认同这样做的。




二战以后，东南亚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宗主实现独立，但东南亚大多数华人并没有因此“翻身做主人”，而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被更加歧视的状态。1965年苏哈多发动政变推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卡诺，并在全国开展反共排华大清洗，此后印尼所建立的“新秩序”，对华人设置了种种歧视，包括不能学华文和过春节。华人的平等权利，在东南亚其他各国也被不同程度剥夺。




新加坡大概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担忧受到不平等对待的反倒是其他种族。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法治基础上的种族平等，唯才是用，但在社会政策的某些方面根据种族比例分配资源，同时以严刑峻法防范和惩罚任何挑起种族和宗教矛盾者。




独立以后多年，新加坡在外交上的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作为处于当时冷战状态下被普遍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异族国家所包围的华人国家，李光耀政府在中国政策上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以自保：一是强调新加坡和中国、以及新加坡人和中国人的区别，要给地区和国际社会制造一个新加坡虽是华人为主的国家，但和中国绝不相同的印象；二是刻意在官方外交上保持和中国的距离，虽然不排斥，甚至是积极推进和中国的非正式交往，但新加坡立志要做东南亚和中国最后一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但是新加坡和中国在1990年正式建交之时，两国关系已经相当热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新加坡积极和中国开展经济交往，李光耀和邓小平也建立了密切关系。但新加坡从来都把自身安全和美国所主导的地区和国际安全秩序紧密连系在一起，即使它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中国现在是新加坡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本身也许不令人吃惊。但2014年新加坡是中国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这确实让一般人难以置信。




中国这几年国力的迅速增强，以及在国际社会积极有为的表现，再加上中美在东南亚某种程度上的竞争，新加坡如今日渐面临选择的压力。对此王赓武教授问了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作为华人国家的新加坡还如过去一样刻意与中国保持距离，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也许会满意，但中国却大概会失望。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民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有分歧的；第二，如果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中国与他们国家的双边关系原因发起反华浪潮，甚至是迫害他们本国的华人，那么新加坡需要有所行动。根据王赓武的看法，行动的目的是避免中国受到压力以介入东南亚事务；第三，如果中美在亚太发生冲突，这将置新加坡于非常为难的境地。




王赓武教授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长期以来新加坡所面临的外交上的局限。新加坡在过去几十年来以“小国大外交”的气魄长袖善舞，将这些问题都处理的很好，有效地超越了这些局限。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也反映了东南亚学者们对中国未来外交模式的忧虑。随着中国国力的继续发展壮大和外交政策的固定模式的成形，对如何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和与美国关系，北京更会从自身对国家利益和国际局势的判断来行事，这也是新加坡未来应对其“华人困境”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Tags：